农村流动人口政治参与边缘化及其社会危害性浅析

王彩芳*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浙江金华321007）

摘要：当前，农村流动人口无论在工作的城市还是老家的乡村，其政治参与基本上处于边缘化状态，这不仅使他们的民主权利难以得到保障，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而且会加剧政治局势的动荡，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形成严峻挑战。因此，需要全社会高度关注农村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问题。

关键词：农村流动人口；政治参与；边缘化；社会危害

中图文分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105（2009）02－0075－05

The Brife Analysis of Countryside Transient Population Politics Participation Marginalization and Social Harm

Wang Caifang

(College of Profession and Technology，Jinhua Zhejiang 321007)

Abstract:Presently, for countryside transient population, regardless in the work city or the native place village, it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asically is at the marginalization condition, which not only enable their democratic rights to obtain the safeguard with difficulty. The hindrance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development process will intensify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turbulence and form the serious challenge to the socialism harmonious society's construction. Therefore, it needs the entire societ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untryside transient population highly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question.

Key word:Countryside transient popul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arginalization; Social harm

在今年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三位农村流动人口代表在中国的最高权力场合首次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在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具体而生动的写照。农村流动人口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不仅能快捷传递农村流动人口群体的利益诉求，还将改善现有的民主生态，开启“权利平衡之窗”，无疑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就整个农村流动人口群体而言，由于各种因素的种种制约，他们的政治参与无论是在工作的城市还是老家的乡村，基本上处于边缘化状态。他们是既没有参加农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文化生活的“流动的政治人”。如此庞大的农村流动人口群体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参与政治活动，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合理利益，势必会严重影响社会和政治稳定^[1]。为此，本文拟对农村流动人口政治参与边缘化现状以及可能会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进行探讨。

一、农村流动人口政治参与边缘化现状

政治参与是指社会公众为了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影响或试图影响政策过程的政冶行为。政治参与可以分为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制度化参与是公民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政治参与，如选举、投票等，非制度化参与是公民突破现存制度规范的行为，也是社会正常参与渠道之外发生的活动，如群体性事件、政治暗杀、政治贿赂等等。制度化参与一般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均衡性等特点，而非制度化参与往往是以非理性、破坏性的形式出现^[2]。本文所指的政治参与边缘化是指农村流动人口缺乏制度化、合法化的政治参与，如不能正常参与选举活动；很少参加政治性组织；无法获得正当的政治权利等。笔者曾对周边几个城市工作2年以上的431位农村流动人口进行过实证调查（其中有效问卷400份），从农村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两个途径对其边缘化现状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一）乡村政治参与人

自从1998年11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了基层组织直接选举、秘密投票和差额选举的原则以来，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得到了极大的调动，一些地方的村委会选举参选比例达90%以上。但作为大多数是农村精英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农村的政治活动中却成为了边缘人。在笔者的调查对象中，作为农民政治参与最重要形式的村委会选举，他们参与的比例却相当低，没参加过的比例高达67%（见表1）。而对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如村民小组会议、党团组织活动等，不参与的比例更达到76.3%（见表2）。至于为什么没有回乡参加政治活动，“来回花费和损失太大”排在各种原因中的第一位，占了69．6%，这说明他们也想参与家乡的政治活动，但经济上的因素阻碍了他们的脚步。

表1 回乡参与村委会投票、选举活动情况

表2 回乡参与其他政治活动情况

表3 不回乡参与政治活动的原因（可多选）

（二）城市政治参与边缘人

城市是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和工作地，与农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调查中有54%(见表4)的农村流动人口希望参加城市的管理，但实际上，无论在单位还是社区，他们的政治参与都处于边缘化状态。

1.单位政治参与边缘化。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就业主要是非正规就业或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参与调查的400人中有289人有正式工作单位，其中14家单位设立了工会组织，但农村流动人口入会比率在50%以下。这是因为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村流动人口，由于多是非正规就业，无法享有与正规就业职工同等的待遇，单位的政治活动，如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组织等他们都无权参加。这一点从他们对为什么不参加单位政治活动的回答中就可得到证实，41位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村流动人口，有85.4%选择了“我们没有资格参加”“没有人叫我们参加”（见表5）。而在私营企业就业的农村流动人口（304名），一部分虽然有工会组织可加入（136人），但由于工会组织大多只是“空壳工会”，高达83.1%的工会组织是“偶尔”和“从来没有”开展过工作，故并不能真正保护农村流动人口的利益（见表6）。至于参与单位的民主管理，如单位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回答“偶尔参加”和“从来没有参加”的比例高达86.8%（见表7）。可见，农村流动人口在单位基本无缘参与政治活动。而其他无具体单位可言的55人，政治参与更无从谈起。

表4 您愿意了解和参与打工地政府的重大决策吗?

表5您为什么不参加单位政治活动呢？

表6 您单位的工会活动经常开展吗？

表7 “您是否参加过所在单位的民主管理？

2.社区政治参与边缘化

我国的城市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主要容载体，无论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政策选择上，至今都或多或少地囿于“一国两策”的分割体系来进行建设。作为城市社区管理主体的城市政府，也大都从“以城市居民为主”这一逻辑思维出发，而忽略了将大量存在于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群体纳入社区建设之中，故农村流动人口虽然生活在城市社区中，却无权参与城市社区的管理，这一点从他们对下述三个问题的回答中就可见一斑。就“您在所居住城市有没有参加过选举活动(如选举人大代表或者基层干部)”的问题，回答“没有参加”的占85.3%(见表8)。就“您是否参加过所居住社区的政治活动”的问题，回答“偶尔参加”和“从来没有参加”的占89.2%(见表9)。而就“您是否参加过所居住城市的民主管理活动(如决策咨询、公开听证等)”问题，回答“偶尔参加”和“从来没有参加”占90.7%(见表10)。

表8 您在所居住城市有没有参加过选举活动

表9 您是否参加过所居住社区的政治活动

表10您是否参加过所居住城市的民主管理活动

以上调查数据已清晰地告诉我们，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农村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也都处于边缘化。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说过，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取决于政府对公民政治需要的满足程度。也就是说，在中国，如果农村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愿望始终不能满足，不仅难以保障农村流动人口群体的民主权利，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而且会加剧政治局势的动荡，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形成严峻的挑战。

二、农村流动人口政治参与边缘化的社会危害

（一）难以保障农村流动人口的民主权利，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

政治参与权作为公民宪法权利，不仅满足了公民表达各自政治态度的需要，而且也是民主政体有效运作的重要支持条件。政治参与的质量和程度是衡量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一个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越高，则这个国家的民主和政治发展程度就越高。换句话说，政治参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准。社会主义民主理应在这方面做得更好，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但是，目前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能力及条件就业、迁徙、定居和参与政治活动，不能很好地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合理利益要求，不能广泛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无法影响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决策，不仅使他们应有的、合法的民主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而且也将会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公正公平与民主政治的发展。

（二）加剧政治局势的动荡，增加中国政治发展的风险

亨廷顿指出：“在现代国家中，政治参与扩大的主要转折点是农村民众可介入国家政治。因此，在这些国家中，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是能否动员农村民众在承认现存政治体系而并非反对它的条件下参与政治。”^[3]

当前，农村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边缘化，增加了我国政治发展的风险。这是因为：政治参与边缘化使农村流动人口缺少合法的政治参与方式和途径，增加了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的难度。在今后一段时间里，随着农村流动人口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其政治参与的要求与城市政治系统所允许的合法政治参与程度之间的矛盾会扩大，从而可能抬升农村流动人口对当地党和政府的不满程度，增加政治冲突的风险指数，并会降低城市政治系统应对政治性突发事件的能力。农村流动人口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社会群体，政治参与边缘化可能会影响其对许多社会问题的政治鉴别能力，以及对政治性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和抗挫能力。这些因素累加起来，必然会增加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风险。

（三）影响社会稳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形成严峻的挑战

和谐社会应当是各方面利益关系都能得到协调的社会，这就要求社会有畅通的能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能够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机制。政治参与是一个各方信息沟通和利益协调的机制，有助于社会与政府间的决策互动，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协商以及维护社会的团结与稳定。如果执政党能调动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并提供制度化、程序化的畅通的多种渠道，就能够有效地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而如果政党、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渠道堵塞，政党、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法规满足不了民众的需求，甚至损坏民众的权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将随之生成。^[4]李普塞特曾经说：“建立正常的渠道使一些相冲突的利益得以表达”[^5]，这有助于民族国家的稳定。“也许在最初阶段上，人们的畅所欲言暴露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公开的潜在的矛盾，许多制度可能会出现混乱，但从长远来看,它能巩固国家政权。”^[6]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泛的政治参与是社会和谐的最佳途径之一。

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的制度性政治参与的需求一直得不到满足，故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就成了他们实现其利益要求的首要选择。近年来，农村流动人口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日见增多，许多地方出现农村流动人口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集体抗议游行以及与城市居民的摩擦性冲突等。如2003年的珠三角，就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农村流动人口罢工现象。仅媒体公开报道的，在深圳就有不下三宗的两三千人以上的罢工事件^[7]。2006年，宁夏发生了多起民工讨薪的群体性事件，2007年，南京市、广东省河源市也出现了因讨薪引起的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等。从目前的情形看，这种规模化的非制度化参与的数量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因为农村流动人口在维权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仅仅停留在企业内部的抗争，对雇主造成不了压力，必须要把问题“外部化”、“社会化”和“严重化”，让社会关注，特别是让政府领导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能有可能使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意识到依靠集体行动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所以更多的农村流动人口选择集体上访、越级上访、上街游行等方式，甚至殴打绑架雇主，造成重大群体事件，以期引起政府领导的重视和解决^[8]。这种非制度参与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并非以显性、剧烈的冲突方式体现，但由于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些破坏性参与，在长期内会造成对政治秩序的疏离，销蚀政治合法性，并最终为剧烈的社会冲突孕育能量，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形成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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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您愿意了解和参与打工地政府的重大决策吗?

表5您为什么不参加单位政治活动呢？

表6 您单位的工会活动经常开展吗？

表7 “您是否参加过所在单位的民主管理？

2.社区政治参与边缘化

我国的城市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主要容载体，无论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政策选择上，至今都或多或少地囿于“一国两策”的分割体系来进行建设。作为城市社区管理主体的城市政府，也大都从“以城市居民为主”这一逻辑思维出发，而忽略了将大量存在于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群体纳入社区建设之中，故农村流动人口虽然生活在城市社区中，却无权参与城市社区的管理，这一点从他们对下述三个问题的回答中就可见一斑。就“您在所居住城市有没有参加过选举活动(如选举人大代表或者基层干部)”的问题，回答“没有参加”的占85.3%(见表8)。就“您是否参加过所居住社区的政治活动”的问题，回答“偶尔参加”和“从来没有参加”的占89.2%(见表9)。而就“您是否参加过所居住城市的民主管理活动(如决策咨询、公开听证等)”问题，回答“偶尔参加”和“从来没有参加”占90.7%(见表10)。

表8 您在所居住城市有没有参加过选举活动

表9 您是否参加过所居住社区的政治活动

表10您是否参加过所居住城市的民主管理活动

以上调查数据已清晰地告诉我们，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农村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也都处于边缘化。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说过，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取决于政府对公民政治需要的满足程度。也就是说，在中国，如果农村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愿望始终不能满足，不仅难以保障农村流动人口群体的民主权利，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而且会加剧政治局势的动荡，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形成严峻的挑战。

二、农村流动人口政治参与边缘化的社会危害

（一）难以保障农村流动人口的民主权利，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

政治参与权作为公民宪法权利，不仅满足了公民表达各自政治态度的需要，而且也是民主政体有效运作的重要支持条件。政治参与的质量和程度是衡量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一个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越高，则这个国家的民主和政治发展程度就越高。换句话说，政治参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准。社会主义民主理应在这方面做得更好，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但是，目前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能力及条件就业、迁徙、定居和参与政治活动，不能很好地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合理利益要求，不能广泛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无法影响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决策，不仅使他们应有的、合法的民主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而且也将会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公正公平与民主政治的发展。

（二）加剧政治局势的动荡，增加中国政治发展的风险

亨廷顿指出：“在现代国家中，政治参与扩大的主要转折点是农村民众可介入国家政治。因此，在这些国家中，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是能否动员农村民众在承认现存政治体系而并非反对它的条件下参与政治。”^[3]

当前，农村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边缘化，增加了我国政治发展的风险。这是因为：政治参与边缘化使农村流动人口缺少合法的政治参与方式和途径，增加了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的难度。在今后一段时间里，随着农村流动人口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其政治参与的要求与城市政治系统所允许的合法政治参与程度之间的矛盾会扩大，从而可能抬升农村流动人口对当地党和政府的不满程度，增加政治冲突的风险指数，并会降低城市政治系统应对政治性突发事件的能力。农村流动人口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社会群体，政治参与边缘化可能会影响其对许多社会问题的政治鉴别能力，以及对政治性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和抗挫能力。这些因素累加起来，必然会增加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风险。

（三）影响社会稳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形成严峻的挑战

和谐社会应当是各方面利益关系都能得到协调的社会，这就要求社会有畅通的能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能够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机制。政治参与是一个各方信息沟通和利益协调的机制，有助于社会与政府间的决策互动，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协商以及维护社会的团结与稳定。如果执政党能调动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并提供制度化、程序化的畅通的多种渠道，就能够有效地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而如果政党、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渠道堵塞，政党、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法规满足不了民众的需求，甚至损坏民众的权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将随之生成。^[4]李普塞特曾经说：“建立正常的渠道使一些相冲突的利益得以表达”[^5]，这有助于民族国家的稳定。“也许在最初阶段上，人们的畅所欲言暴露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公开的潜在的矛盾，许多制度可能会出现混乱，但从长远来看,它能巩固国家政权。”^[6]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泛的政治参与是社会和谐的最佳途径之一。

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的制度性政治参与的需求一直得不到满足，故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就成了他们实现其利益要求的首要选择。近年来，农村流动人口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日见增多，许多地方出现农村流动人口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集体抗议游行以及与城市居民的摩擦性冲突等。如2003年的珠三角，就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农村流动人口罢工现象。仅媒体公开报道的，在深圳就有不下三宗的两三千人以上的罢工事件^[7]。2006年，宁夏发生了多起民工讨薪的群体性事件，2007年，南京市、广东省河源市也出现了因讨薪引起的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等。从目前的情形看，这种规模化的非制度化参与的数量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因为农村流动人口在维权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仅仅停留在企业内部的抗争，对雇主造成不了压力，必须要把问题“外部化”、“社会化”和“严重化”，让社会关注，特别是让政府领导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能有可能使面临的问题得到解决。意识到依靠集体行动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所以更多的农村流动人口选择集体上访、越级上访、上街游行等方式，甚至殴打绑架雇主，造成重大群体事件，以期引起政府领导的重视和解决^[8]。这种非制度参与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并非以显性、剧烈的冲突方式体现，但由于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些破坏性参与，在长期内会造成对政治秩序的疏离，销蚀政治合法性，并最终为剧烈的社会冲突孕育能量，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形成严峻的挑战。